1992年12月任正非首次赴美考察，开启了华为全球化之旅。华为全球化历程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一次组织性极强、实践参考价值极高的海外集体远征。是一部华为三十年全球远征的奋斗史，从筚路蓝缕到比肩而立。上篇是走出去的华为（组织），技术和产品，市场和销售，管理与流程；下篇是走出去的华为员工（人），如何生存，如何作战，如何学习和进步。既有血肉丰满的故事，又有大开大合的管理智慧。书中以一个个有趣故事和特写镜头，叙述走出国门的华为员工和华为公司所面对的各种生存、适应和融入问题，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应对和改进措施。毫无疑问，华为正在或将会激发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阅读全书，给人以酣畅淋漓、气势磅礴的感觉。作者中文系科班出身，文字功底深厚，语言虽朴实，但极有穿透力。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将《华为三十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化》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今天分享的是华为如何学习国际标准的“游戏规则”，打造技术研发的国际化软实力。
从踏出国门进行广泛的先进的技术考察，到设立海外组织，以建立技术先进性连接、采购先进的高科技器件，乃至普遍的使用世界各国的优势人才资源、打造技术领导力，华为国际化迈出的这些“第一步”，都发生在技术研发领域。
华为技术研发国际化先行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另一个表现，是华为最先掌握且成功运用的国际化“游戏规则”也在技术领域，即用技术实力获得通信行业标准的话语权，建立自己在通信技术产业的优势地位。
在学会并运用通信行业标准的“游戏规则”之前，华为在国内发展时期已经准备好入场玩标准“游戏”的资格，很看重专利申请与知识产权保护，并为此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机制，因为拥有技术专利不仅是技术实力的表现，更是获得行业标准“话语权”的基础、进入标准战场的“入场券”。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常识性存在，其激发技术创新的价值已是共识。但这是一个“舶来品”，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来。在中国加入 WTO 的一系列贸易谈判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是最初激烈博弈的议题。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以一种近乎“强加”的方式进入中国，中国社会最初对其有一种“弱保护”的消极态度。一方面，中国人认识到这是当时克林顿政府利用美国的知识产权优势，保持其全球贸易地位的“优先日程”；另一方面，因为中国自己不存在多少专利，也缺乏专利保护的意识。
1991 年，中国第一次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专利，数量是一，次年又归零，1993 年，还是一，一直到 1997 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维持在两百份以下，70% 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95% 以上小企业没有专利申请，而彼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则用专利在市场上跑马圈地，本土品牌被打得落花流水。虽然当时知识产权研究专业领域也有“强保护”观点，但整体上，中国人认为这是西方用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利器，要反对西方的技术霸权，对知识产权保护持一种防御态度。
华为则以“交换”的视角来看待技术专利。这当然是因为，一方面，华为坚持自主研发，拥有产品的独立知识产权，手里有技术专利可拿来交换，另一方面，华为有着对国际化的强烈渴望。
华为管理层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是西方制度规则的一种，尊重他人的以及自己的知识产权，是其成为一个国际化公司的必要条件，而技术专利是进入国际市场、进行互相交换的资本。任正非在 1996 年 7 月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开拓国际市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向别人转让什么？哪些东西是自己的……由于我们全部是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就可以向国际市场输出，也能占领国际市场。”
以这样的超常认知，华为的知识产权保护走在中国前列。早在 1994 年，其内部就有一个“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协调小组”，具体负责知识产权相关事务，对内组织并且开展教育培训和交流。随着 C&C08 万门程控交换机研发成功，华为知识产权管理步入快车道，1995 年，华为中央研究部下的知识产权室开始运作，1996 年成立知识产权处，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文档保密、网络管理的规范和制度，与员工签署保密承诺书。华为员工赴美考察高科技公司时，信息安全保密规定和具体管理实践也是其关注的内容。
华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能力提升，也受益于当时中国政府专利部门的持续教育。1995 年至 1996 年两年间，至少有三拨国家和省市级专利局专家到访华为，参加华为的专利技术研讨会，介绍国内外通信领域专利技术及发展的新趋势，传授申请专利、保护软件以及利用专利技术文献等内容。他们也对华为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提出建议，认为要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看齐，华为最终要向国际申请专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政府部门重视对华为进行专利教育，自然是因为，华为是当时中国少数有自己独立自主产权产品的高科技企业，正所谓“自助者他助”，自强者会吸引足够的能量而恒强。
从 1998 年开始，华为的专利申请量连续四年 100% 增长，至 2002 年，华为以一千零三件的数量，居国内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首位，与韩国三星并驾齐驱，中国企业专利申请量第一次与外国企业持平，华为被国内媒体称为“企业发明冠军”。2014 年，华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利申请量首次居全球企业界第一，2018 年后，华为获得的国外专利授权数量超越国内数量。
拥有数量庞大、质量过硬的专利，华为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换的收益颇丰。2015 年，华为对外表示，自己每年交出约三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换来近四百亿美元的年出售的收益，是划算的。2020 年初，华为宣称自 2015 年以来已累计支付专利使用费超过六十亿美元，同时，从自己的知识产权获得收入累计超过十四亿美元，而在过去二十年里，华为与电信行业主要专利持有人进行了广泛的交叉许可谈判，与美国、欧洲、日韩的主要 ICT 厂家签署了一百份以上专利许可协议。
专利的另一作用是商战武器，在今天，高科技行业的知识产权诉讼已是家常便饭。华为在 2006 年阻止西门子意图并购港湾网络并最终收购后者，2010年在美国发起对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知识产权反诉讼，都是利用专利的力量获胜。
“标准”确立企业在行业的线 月，参与起草了《华为基本法》的“人大六君子”之一的杨杜教授在《华为人》报发表文章，提出华为要参与制定标准的“游戏规则”，才能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杨杜教授认为，标准，是一种“规则类知识”，相较于内容类知识和方法类知识，是最有力量的知识。谁掌握了规则类知识，谁就有了让别人去追随、去遵循的地位，而形成了技术标准体系，就拥有了“知识霸权”。在技术行业，一项“技术”一旦变成一个“标准”，拥有这个技术的企业就具备了左右市场“游戏规则”的力量，在行业中能够得到“众星捧月”的地位，在市场上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他观察到，世界级领先企业是打“标准战”的行家，虽然它们的技术并不见得先进，但“有控制权的标准的形成，不在于你的技术有多高级，而在于你的技术有多少人在跟随”。
杨杜教授提醒华为，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知识产权比知识本身重要，技术标准比技术本身重要。他认为，中国加入 WTO 的重要性，与其说会得到贸易上的利益，不如说会获得在制定世界贸易规则时的发言权。因而，华为加入世界通信行业标准组织，参与通信标准制定的游戏规则，不在行业中受制于人，就是实现其国际化雄心的必经之路。
如果产业链上这些厂家的设备所用的技术规范、协议标准不能互通互连，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普通用户使用不相同电信运营商服务，到另一个国家，就可能要换不同的通信工具。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是发生过的，1998 年，ITU 在美国举行全权代表大会，因为美国电信运营商采用的是美式 D-AMPS 系统，与会代表们使用GSM 技术的手机不能漫游，不得不从欧洲拉了几个 GSM 基站布设到会议所在地。GSM 和 D-AMPS，就是 2G 时代欧洲和美国分别使用的两个不同的移动通信网络系统标准。
在全球化、移动通信时代，人们到一个国家就要换一部手机的情况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人们使用不相同制式的手机依然可以打通彼此的电话，全球漫游也不是问题，主要是因为不同手机用的是同一套标准的通信网络设备技术协议和规范，可以全程互通互连。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准，从 2G 时代的多个，到 3G 时代的中美欧三个，再到 4G 时代的两个，5G 时代就只有一个，这是一个顺应全球化市场需求的技术发展的新趋势。而在标准归一化过程中，通信设施商的数量也逐步缩减，最终形成今天华为、爱立信、诺基亚的“三巨头”局面。
对标准的话语权争夺，不仅决定了参与企业的存亡兴衰，更是主导了全球移动通信产业链的格局和走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通过组建通信标准组织，以超前的战略意识，统一协调行业各方“玩家”的活动，在电信标准化上走在了美国前面，从 2G 标准瓜分地盘，3G 标准首次超越，到 4G 标准完全压制，最后导致美国在移动通信标准上话语权旁落，也使得美国在从固定通信向移动通信转型、从模拟通信向数字通信转型的过程中，其通信设施企业走向没落，如摩托罗拉、朗讯等，到 4G 时代，美国已无一家通信设施制造商。
正如杨杜教授所说，成为标准并一定需要技术领先。在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中，美国高通的 CDMA 制式比欧洲提出的 GSM 标准其实技术更先进、性能更优越，但由于欧洲联合了中国抗衡美国，GSM 在更广阔的市场中迅速得到应用，获得了产业链上的先发优势，而高通在 CDMA 标准上一家独大，养着一个庞大的专利律师队伍，靠专利在产业链上“一鱼四吃”，为人侧目，在 3G 时代被欧洲标准组织旁落，导致 CDMA 技术很快走向衰败。
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扮演了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是因为，通信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具备“网络外部性”效应的行业，即市场应用对一种技术的优势会产生“报酬递增”效用，市场应用越多，技术就越能得到改进，从而使技术更优越、更普及。GSM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中国巨大的电信市场让欧洲与之联合，和美国在标准上抗衡，而标准则发挥了吸引市场和技术同盟者，并获得对技术的正反馈的作用，得到持续的改善。
复杂技术的标准在产业链上能否站住脚，由国家代表的市场的作用很重要，但个体企业参与标准的话语权争夺，仍然依托基于自身专利的技术实力。手握专利的华为要将其技术专利上升为标准，还是需要走出去，打入通信技术标准的圈子，热情参加国际标准组织的活动，因为这里是争夺标准话语权的主战场。
在这些标准组织中，ITU 是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下属机构，负责确立国际无线电和电信管理制度和标准，提出具体的业务标准和愿景，也设有不同技术领域的标准研究组。在欧洲本土，还有 CEPT、ESTI、3GPP 等专门的通信技术标准化组织，是争夺通信业标准话语权的最主要阵地。美国的标准影响力集中在计算机和 IP 通信领域，主要是通过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发挥。
在此阶段，华为还是一个标准的“读者”，只有学习和遵从的份儿，但其对标准的重要性的认知，是领先于国内同行的。2001 年 1 月，华为作为中国第一批会员之一加入 ITU。中国政府 2003 年才组建官方通信标准组织“通信标准委员会”。在此之前，中国是由一个非正式组织“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研究组”（CWTS）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活动。
孙立新是国内最早接触美国高通 CDMA 技术的专家，1993 年就曾在美国现场听过高通联合发起人安德鲁·维特比（Andrew J. Viterbi）亲自授课，回国后著有九十年代移动通信业人手一本的 CDMA 教科书。在华为，孙立新被视为公司标准业务的缔造者，2012 年底，其成为华为 Fellow。
2002 年 8 月，华为向欧洲 3GPP（蓝血注：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成立于1998年12月，多个电信标准组织伙伴共同签署了《第三代伙伴计划协议》。其目标是实现由2G网络到3G网络的平滑过渡，保证未来技术的后向兼容性，支持轻松建网及系统间的漫游和兼容性 ）派出自己培养的几位无线技术专家，带着“解决基本专利和市场准入难题”的公司嘱托，用从“过冬的棉衣”里挤出来的经费，开始了在无线标准国际战场的征战之旅。
初入标准战场的华为员工，描述他们“就像一个农民走进了五星级酒店一样局促”，对于标准组织的流程和运作完全不懂，其中一位回忆第一次参加标准讨论会议，五天下来“几近崩溃”，提交了五份标准提案，每次都被会议主席打发去线下讨论，自己根本进不了正式的战场，他只能抓住各种机会向各家公司的代表学习、反复讨论，但由于语言不通，很多时候要借助纸笔才能完成交流。
参会的体验带给华为标准代表们的感悟，是“规则”。他们观察到，无论是针锋相对的激辩，还是报告的审视与表决，一切都按照规则有序地开展。但是，在会场上吵得面红耳赤的对手，在会后仍然能惬意地坐在一起喝咖啡。他们从中认识到，“大家能把利益、规则很好地糅合在一起，这就是国际标准出台的环境——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战斗经历稍多，华为标准代表们也发现了会场外存在的隐形“圈子”。有一次，在法国一个偏僻的山间会场，华为参会员工程永刚中午蹭车和大家进市区找饭吃。用餐时，他注意到，代表们会在饭桌上讨论会场上的争议点，在一种更放松、更直接的氛围下，往往能达成默契和共识。之后，程永刚开始参加圈子里的 Social Event（社交活动），尝试把自己推销给那些圈内的专家。
但在标准场内的明战中，华为最初尝试挑头的行动遭遇阻截。2005 年 5月，在 ITU 电信标准化部门全会上，华为提出一个光传送网的新技术理念和技术点，首次尝试推进为标准。圈内的老专家们还不适应新来的华为会跳出来提标准，竞争对手们联合起来阻击，在报告审视中，华为标准代表两次向大会报告起草人提出异议，申请修改报告结论，均被否决。
此时，华为意识到，在国际标准组织中，自己派出去的几张看上去乳臭未干的中国面孔，又没有语言和文化的优势，放到一群欧洲老资格的标准专家里，仅凭专利能力和战斗信心，完全没有办法施展拳脚，关键要能找人打进“圈子”。2004 年，华为启动了外籍标准专家军团招聘。
前一类外籍标准专家在 2005 年招到了五位，包括 ETSI 的创始人、3GPP负责无线网络架构组的“旗帜性人物”等。他们要么参与设计了标准组织的“游戏规则”，要么一直在标准组织中运作这些规则，深谙其中明争与暗战的要诀，熟悉圈内与圈外各方力量。他们的加入，将华为在欧洲标准组织中的表现迅速拉升了一个高度。
比如，资深标准代表布里安（Brian），在每次工作组会前，都会帮助华为的新代表提前演练会场辩论，应对现场压力。他会首先扮演主席的角色，按照程序规则发号施令，然后模仿友商的代表，在技术上“找茬儿”，再化身运营商，表示提案增益不大，不要实现，说点儿反话，既是游戏规则的教练（Coach），又是技术的蓝军。在一次重大的标准斗争中，布里安在生病期间仍然参与策略讨论，传授实战技巧，为年轻的华为中方标准代表们展示了专业严谨的专家风范和敬业精神。
在一次 3GPP 会议上，市场业绩一直下滑的一家竞争厂商在内部下了军令，要阻击华为的一切提案，削弱其在会场上和运营商中的影响力。为了让一个标准课题顺利结题，华为代表按照这家厂商的意见对提案反复修改，并在此过程中将其他所有参与者拉入华为阵营，但在最后一天的会场上，竞争对手做出最后的抵抗。平常“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华为标准代表在连续四十八个小时没有睡觉的情况下，在会场上予以反击，经过一番让众多与会人员惊讶的唇枪舌剑后，竞争厂商的标准代表向主席请求撤回自己的言论。
比如在无线技术领域，加拿大研究所的童文博士是 3G、4G 无线通信技术构架创始人之一。当 3G 还在摇篮中时，他就从始至终坚持研究能够提升频谱效率的关键技术 Turbo 编码技术，并最终推进到所有 3G 标准中，今天全球数十亿手机都在使用 Turbo 编码技术。在 4G 技术中，经过其八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推动产业界采用新的调制技术，并将其推进到 LTE（长期演进技术）标准中。
同属加拿大研究所的朱佩英博士是华为首位女性 Fellow，一直从事无线通信领域核心技术的开拓性研究，个人拥有超过一百六十个美国专利。加入华为后，她带领研究团队完成 LTE 及未来无线关键技术专利布局。为使华为主导的下一代通信研究在业界产生更大影响，成为业界主流研究方向，进而被采纳成为产业标准，朱佩英担任了多个国际标准组织或行业联盟的成员，代表华为竞选 WiFi 联盟董事会成员，参加业界各种技术论坛，争取各种有利资源，大力提升了华为在国际学术界的创新形象，推动了优质资源与华为展开合作。
在铜线技术领域，美国研究所龙国柱博士有“ DSL Annex.C 之父”之称，他于 2006 年加入华为，充分的发挥自己在这一技术圈子里的影响力，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邀请认识的、了解的重量级芯片公司高级专家，来到华为和技术人员一起研讨，完成联合署名的标准文稿。一轮又一轮，历时半年，最终华为提出的建议获得了各芯片公司认同，于 2008 年通过表决，被采纳到 ITU 标准中，实现了华为在这一领域中基本专利的零突破。从技术到标准，从无到有，华为在铜线技术领域的市场格局开始改变。
SingleRAN 解决方案改变华为在全球无线 年，华为在德国成功交付第一个 SingleRAN 网络，这是业界第一个将移动 2G、3G 和 4G 移动系统的多代际、不同制式的基站融合在一起的多模基站。这一革命性解决方案，对移动通信产业带来强力冲击，也是华为无线 年推出分布式基站后，在海外移动通信市场迅猛的“第二跳”。而SingleRAN 得以问世，就受益于国际标准组织对 GSM 标准的修改，是华为运用标准组织“游戏规则”的一个成功案例。
Single 的意思是单一，RAN 是无线接入网络，合起来意思就是一个基站、多个网络接入，就好像我们一部 2G 手机，换个芯片，加块触摸屏，就能够继续用 3G 网络打视频电话，再升级一下软件，又可以用 4G 网络开会做直播。SingleRAN 技术创新地解决了通信运营商面对技术代际更迭带来的系统通信设施更换成本和维护问题，用一套硬件实现了别的设备商三套硬件才能实现的规格性能，不但具有成本优势，在系统集成度和功耗上也有至少 30% 以上的相对优势。
这一解决方案的诉求，最先由英国通信运营商沃达丰（Vodafone）与华为在工作讨论中提出，而华为得以研发成功，GSM 多载波技术突破是关键。华为此前已对多载波技术进行过预研，结论是，技术层面是可以研发的，但要在市场上实现商用，需要修改 GSM 射频标准。当时的射频指标过于严苛，导致运营商设备和经营成本高昂，而适当放松这一指标并不会对网络中其他系统造成太大影响。
手握打开市场“机遇之门”的钥匙，沃达丰愿意联合欧洲其他运营商，和华为以及中国移动等运营商一起推动 3GPP 和 ETSI 放松 GSM 射频指标。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 GSM 多载波技术上领先的厂商将获得先发优势，也因此，那些在技术上还没做好准备的厂商不支持修改标准，以种种理由强烈反对，各方在会场上多次激烈交锋，经常吵到深夜，据华为 GSM 标准首席代表王之曦回忆，“最晚一次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早上八点继续”。
最终，GSM 互调指标得到大幅放松，首先于 2008 年在 3GPP 协议中落地，2010 年在欧洲官方标准组织 ETSI 获得批准。从此，SingleRAN 解决方案大步迈入全球商用之路，遍地开花，而 Single 理念引领全球移动通信市场的潮流。
2018 年 5 月，中国网络上突然爆出“5G 标准投票”舆论风波，在一众媒体炒作中，普通民众也得以一窥通信技术行业对标准的博弈、斗争的场景，了解其中的利益逻辑。在权威的国际通信标准组织里，挤满了通信产业链上的各个“玩家”，包括各国技术标准组织、通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和终端手机生产厂商，以及上下游的软、硬件制造商等。在通信标准战场的斗争中，常常上演各种合纵连横、朝秦暮楚的戏码，表面是技术争拗，背后是市场利益和国家力量的较量。
身为标准组织的“玩家”，要在其中发挥运用规则知识的力量，需要获得能够运作“游戏规则”的角色。这些角色包括标准相关的课题报告人、工作组主席、标准组织的董事职位等。欧洲是通信标准和标准组织的创设高地，本土各“玩家”天然具备主场优势，这些职位最初大都为欧洲人所把持。作为行业后起之秀，一个外来者，华为要想争取到这类职位，既需要热情参加或承办标准组织的活动，更依赖于在技术专利标准上的持续贡献。2002 年 3 月，华为与从事宽带通信技术的美国胜天通讯有限公司在上海共同承办 ITU 标准化部门的一个研究课题的报告人会议。当年 8 月，又承办了3GPP2 的一个最高级别的技术和管理会议，显示了华为在全球 3G 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的决心。
华为也和同业自组，共同发起标准规范，补充有关标准组织的活动。2003年，爱立信、华为、NEC、北电网络及西门子一起，发起通用公共无线电接口行业的合作，发表了无线电基站内部关键接口第一个公共规范。
这类组织层面的主动参与和贡献，加强了华为与各大国际标准组织的联络，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
在微观、个体层面，华为员工在标准组织里勇于任事，从边缘到中心，从“事权”到逐步获得“线 年，ITU 一个标准课题组缺少编辑（Editor），此前没有标准编辑工作经验的华为员工程永刚主动承担，接手了这一职务。虽然是硬着头皮上任，但在压力下，他很快学会了如何做一个标准的编辑，经过一年多适应，其编辑的不少文稿相继被正式写入标准。
2009 年 7 月，华为技术专家邹婷成为 IP 业界核心标准组织 IETF 的一个工作组主席，成为其首位来自亚洲的女主席。IETF 是一个以个人志愿者身份参加的标准组织，邹婷利用业余时间投入其中，平时准备资料，参与论坛各类问题研讨，积极做出响应和承担公共事务，持续做出有价值的贡献，逐步建立起个人在标准组织中的技术影响力。
2003 年起，华为陆续获得各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关键职位。这些任职者中，既有自己培养的技术专家，也有招聘的现任在职者。2003 年，华为标准业务负责人孙立新继任了 ITU 的一个技术组主席，这是华为在国际标准组织中获得的首个主席职位。同一年，另一位员工张文林当选 3GPP 一个工作组的副主席，稍后，3GPP 的一个工作组主席克里斯蒂安·托什（Christian Toche）加入华为。
通过双管齐下的人事策略，华为在无线标准组织中的职位不断取得突破。获得第一个正职之后十年间，华为已担任一百多个国际标准组织的主席、副主席、董事等核心职位，成为产业研究最前端的“旗帜”。
作为成员，华为对国际标准组织最核心的贡献，还是体现在技术标准的数量上。标准，是华为技术领导力的实际载体。2G 时代，华为还是标准的“读者”；3G 时代，华为成为“作者”；4G 时代，华为成为主要贡献者，在 3GPP LTE 核心标准中贡献了五百四十六件通过提案，位居业界第一，无线通信领域申请专利超过一万九千件次。
到 5G 时代，华为是标准的核心贡献者。2016 年底，3GPP 确定华为主导研究的 Polar 码（极化码）作为 5G 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2018 年，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向华为颁发“ GSMA 移动产业杰出贡献奖”，以表彰其数十年来在倡导新技术标准、推动数字化转型及构建数字生态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华为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存在从无到有，慢慢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华为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地位，从 2G 时代模仿，到 3G 时代跟随，4G 时代领先，5G 时代成为领导者。华为用短短二十年时间，通过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积累了强大的专利实力；通过努力学习、掌握通信技术标准的国际“游戏规则”，参与国际标准组织的活动，在技术领域稳步走上了杨杜教授所说的“世界级领先企业”之路。
而那位最初感觉自己走进标准会场就像一个农民进入五星级酒店的华为员工，如今已是在各大标准组织中“串串烧”的大拿，每年飞越万水千山，登台演讲无须演练，从一只标准圈里的“菜鸟”，炼成一只“老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