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贡献，绝大多数都是两派：一派认为推动了无线标准的发展，大大的贡献。另外一派认为，投资了2000亿，但是整个的生命周期从2008年到2013年移动启动4G，生命周期满打满算也就5年，太浪费了。此种观点以《中国标准TD-SCDMA之殇：2000亿投资打水漂》及《TD式创新》等两篇文章为顶峰，传播最为广泛，并且占据了网上主流的声音。
但是这两种观点在研究得都不够深入，观点也不完整。其实TD-SCDMA的确为中国通信企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投资没有2000亿，并且也没有打水漂。因此我的观点是，TD-SCDMA以300-400亿的代价，大大促进了国内通信企业的发展，评价应该是正面的。
在上面的《2000亿投资打水漂》其实有一点标题党的嫌疑，虽然TD-SCDMA整体投资可能是2000亿，但要将这2000亿打开看，到底投资了一些什么？
首先无线网络投资最大的是当然是无线接入部分，其他的投资包括核心网，运营系统投资，传输投资，无论是建设什么制式，都是要投入的。
比如，TD首期投资，所有的投资可能是150亿RMB，但是无线亿，其他的都是核心网，传输，支撑网等投资，而TD的核心网和2G的核心网投资基本上共建的，真正的只归属于TD的投资则是则主要是无线设备。
这里的无线网络也别以为都是无线设备，无线网络里面投资里面大头是站点的租赁，铁塔抱杆的建设，电力引入，电源，传输的建设，真正的设备投资占整个站点的一般是15%-20%，因为一期招标投资中已经将传输单列了，因此就算将这个投资加进去，比例再高一点，充其量也就30个亿的主设备，30个亿的主设备1.5万站点，一个站点都已经高达20万，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了，相比其他2G，3G设备的基站已经高不少。哪怕再高一点，首期的投资也仅仅是几十亿级别的TD无线基站的投资而已。再多估计一点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首期的基站，一般是会原来的2G的基站共站点的建设，那么机房建设上面的投资会小一点，但是如果是新增的站点，每个站点的土建投资金额都不会小。
哪怕就按照满打满算的无线亿，二期由于大唐，华为的价格降低，虽然基站的规模增加了不少，但是无线亿的（比原计划金额少了60亿），而三期的结果则从新闻看能够准确的看出无线期无线期开始，中国移动的设备已经要求支持双模了，也就应该软件升级支持4G LTE。
因此，如果将4期之后的可以看做为LTE投资做准备，已经明确是增加的站点都必须支持TD-LTE，而当时的中国移动已经在全力
在推动发放LTE的牌照，因此也可以认为从4期之后的所有的TD-SCDMA的站点及设备投资都是为了4G准备的。那么线G 的投资，也仅仅是前三期，也就最多不到300亿的无线设备，还可能会有部分用于站点建设的投资。
而在无线设备之外，建设到站点的光传输，在4G到来的时候无需升级就能马上使用。在2G之前，一般到站点的传输网络是以TDM网络为主，并且很大一部分是E1接口。但是从3G开始，随着站点业务流量的增大，一般到站点的是以光纤为主，并且是IP的光网络到站点，而4G站点则是只支持IP传输。
业务网络和支撑网络，也基本是可以是和现有的运营支撑网络合并使用的，核心网本身就是2G，3G，4G合一的一体化的产品，到4G，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软件升级的事情。
为什么移动推进4G建设的速度那么快？4G本身有优势是一个方面，现网3G的站点，传输，核心网以及运营支撑系统本身都已经是Ready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站点，如果建设一个全新的站点，从站点寻址，到站点机房的租赁，再到站点的建设以及传输，电力的建设，都是非常耗时的。而从4期以后的招标，虽然还是以TD-SCDMA的名义招标，但是设备已经是按照3G，4G双模的要求来建设，开通4G，只要增加单板和更换软件就能马上开通。
关于是否专属，从站点的投资数量也基本能看出来：1期投资1.5万站点，2期2.3万，3期则是3.9万，但是4期则是9.8万站点，是前3期建设规模的总和，而5期，规模也仅仅是略低于4期，接近10万站点，而六期则是13万站点。虽然也可以认为前期3G用户数不多，站点需求量不大，但是实际是如果早期要将网络建成，建设的批量其实更大。因此基本能认为从4期之后开始，因为设备能支持双模，中国移动也就是大规模投资，因为投资的大部分是不会浪费的。
因此从实际的结果看，也就是07年1期，08年的2期及09年的3期的无线设备是专用的TD-SCDMA设备，将三期建设加起来也就不到300亿，假设4期中部分设备达不到要求，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TD专有投资，因此专用设备的投资应该是不超过400亿的。所以才说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有点标题党的嫌疑。
因此就专属投资来看，TD-SCDMA的专门投资大概是300-400亿人民币，而其他的投资，比如站点，传输等，在4G时代应该是共用的。
中国移动的前身，老中国电信是从1994年开始建设GSM的2G网络网络，当时，华为中兴连无线团队都还没开始组建，还处于固网交换机产品的开发和巩固时期。因此当时的GSM网络设备只能是西方设备厂商。
因此在3G招标之前，中国移动的网络上，份额最高的是爱立信，在3G启动之前存量网络的份额超过35%，其次是摩托罗拉。这两家也是中国移动模拟时代的两个供应商，因此在移动有深厚的客户关系，也有在当时相对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在两巨头之外，还有就是诺西，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等厂家。两家国产厂商，华为和中兴，其实就是从06,07年才开始逐渐在中国移动的招标中增加份额的，当然主要是随着产品的成熟和竞争力的提高，并且伴随着西方厂商的衰落。
如果移动上的3G是传统的UMTS，那就能预见的是，爱立信，诺西肯定是占据较大的份额，摩托罗拉和北电就不一定，因为在07，08年，这两家企业的衰退已经有苗头， 特别是北电情况实际上早就将UMTS的业务卖给了阿尔卡特，因此阿尔卡特的UMTS产品竞争力也不差。
除了产品的竞争之外，西方厂商深厚的客户关系也会为他们在竞争中加分。就比如爱立信2009年为什么收购接近破产北电的CDMA和LTE，难道北电有爱立信不掌握的关键技术或者北电的LTE的竞争超过爱立信？都不是，爱立信看中的是北电美国运营商存量网络的格局和客户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爱立信收购了北电CDMA资产之后，并没有继承北电在中国电信的CDMA网络，因为北电在中国电信的格局并不高，并且无论是在联通时，还是在电信时代，中国运营商已经有意识的逐渐降低衰退的北电网络的份额，当然这个也是运营商必然的选择，否则北电真倒闭了，他们找谁扩容网络，找谁解决问题？
移动上了中国标准的TD-SCDMA，而TD标准这些西方厂商基本都没开发，只有当时的诺西依托与和华为建立的合资公司鼎桥，还算是可提供设备。爱立信则是在04,05年就已经明确表态不开发TD-SCDMA设备。而作为阿尔卡特的子公司，上海贝尔则是入股大唐，并且由上海贝尔加工设备提供给大唐和上海贝尔。
因此在整个产业链上，真正投入TD-SCDMA开发和生产的，都是国产厂商，大唐，中，华为（二期之后接管鼎桥），普天等。中间爱立信自行研发过设备，但是仅仅参加过一起招标就放弃了，也回到了OEM队伍之中。
在全是国产厂商的情况下，西方厂商的客户关系，存量网络的格局并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中国移动的3G设备商之间的竞争全部变成了国产厂商之间的竞争，这也就形成了3G时代，华为，中兴的格局和份额领先，再加上后期对3G，4G双模的要求，进一步拉开了技术实力强的设备厂商和技术设备弱的设备厂商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双模的建设，也一起奠定了移动4G的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移动4G的网络，也绝大多数都是以国产厂商为主的主要原因。
而华为和中兴在中国最存在竞争力，最有钱的运营商，占据了最好的网络格局，不但能轻松的获得更多更直接的网络需求，也给中国几家设备商创造了更多的收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也给国家创造了更多的税收。
通过TD-SCDMA还证明了一个事情，也就是西方厂商，比如爱立信，并不是神，他们之所以领先，只是因为有先发优势。中国的设备厂商只要有足够的积累，也可以建立起产品的优势，而西方厂商在产品的开发和提供能力上，和中国厂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华为接管鼎桥，仅仅一年，产品就有了很大的改观，而爱立信在二期之后也尝试用自己开发的产品应标，但是竞争力还是差很远，只能再次回到OEM的方式来参与移动的招标。
虽然爱立信也通过OEM建立了4G的部分格局，但是在4GTDD设备上，还是被华为和中兴拉开了不小的差距。上次去广州，广州的4G网络主要是爱立信提供的，但是广州的4G网络的速度，用户的体验，相比国内的其他的一线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差距不是一点半点。这可这么说，在国内的其他的主要城市，我真没有感受到网络有多少差距，觉得4G的网络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我也不会去关注是哪个设备商提供的，但是到了广州才知道，4G网络还能这么差，有信号，但是流量就是跑不动，所以才特地打听了一下，原来广州的4G是爱立信提供的，并且运营商对此也颇有一些看法。
所谓标准的玩法，并不是说，各位明白如何参会，如何提案就可以了，而是知道怎么影响标准，如何将标准落地。比如说，虽然TD-SCDMA在ITU被接纳为3个3G标准之一，但是也仅仅是接纳，除了中国以外，并没有人会推动标准的落地，因此，实际上，在接纳为三大标准之一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TD-SCDMA在标准上并没有更多的进展，实际上，连真正的标准讨论的组织都没有，直到在国内标准组织-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推动下，3GPP也成为TD-SCDMA标准的讨论框架。
学会了标准的玩法，至少可以从2个方面去解读，一个是包括设备商和运营商在内的企业学会了玩法，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行业和组织学会了玩法。
在TD-SCDMA之前，虽然华为中兴已经加入了标准的组织，但是实际上只是参会，基本上没有提案，在电信标准组织里并没有影响力，无论是参会人员影响力还是提案的影响力。当然，·当时这两个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的竞争力及市场的影响力不够还是根本原因。随技术水平的提高，两家在行业的标准讨论中，也逐渐学会了如何提案，如何扩大在标准组织的影响力，如何和别的设备商联合，如何和运营商联合，如何通过联盟及共进退形成利益最大化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虽然企业自身的进步是主要的，但是2000年之后，中国能够主导一个标准，在运作和策略上面，会帮助不少。
从行业线来看，虽然在之前也有行业主管部门，但是在电信标准化上,中国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国内所用设备绝大多数都是欧系标准，无论是无线，光网络，还是交换机，在TD标准之前，一般电信的国家标准基本都是欧系标准的翻译稿，根据国内的真实的情况略有增减。但是随着TD-SCDMA标准运作， 标准的讨论，落地，国内的标准化组织也逐渐走向正规化，这个正规化和起作用还不单单是体现在TD的标准上，在后来的GSM多载波标准放松，4G TDD标准上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标准组织中，首先是公司和参会代表本身要有一定的影响力，再加上地区性组织的影响，使得国内在标准上面的话语权慢慢的变大，这里的公司不仅仅是华为和做中兴，由于中国的巨大市场，移动在标准上面的影响力也是逐渐加大的。当然，这些进步的取得，主要还是企业自身的努力取得，但是TD在标准上面的运作，对企业的进步也是有不小的助力的。
在产业化的初期，在TD联盟的推动下，培养了包括系统、终端、核心芯片、测试仪表等在内的大批移动通信制造企业，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移动通信产业链。正是由于西方厂商并没有投入TD产业链，实际上为企业初期撑开了一片单独的天空。如果这些初创企业一开始就面临国际化的竞争（比如在GSM或者UMTS标准上），无论在技术实力还是资金实力上，相比西方厂商肯定处于劣势。而TD独特的产业链使得这一些企业在早期有一定的时间积累资金和技术。在这一个方面，典型的就是展讯，展讯也正是由于TD芯片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在初期的竞争中活了下来，经过一定的积累，现在低端的终端芯片市场获得一定的市场占有率，相信在后续的竞争中也会发展壮大。
了直接贡献之外，TD联盟对产业链的运作也积累了经验，比如制定共用性技术标准、开发规范代码，在联盟内部的资源共享等，这些产业链上面的经验不但在后期的通信标准上面可用，并且在其他产业链的运作上也能参照的，比如北斗的产业链。产业链运作虽然看似不复杂，但是不经历过一回真正的运作，肯定难以有全面的规划。这是TD对国内的另外的一个间接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也不太好量化出到底有多大的贡献。
经济代价：首先，最直接的也是最明显的，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这个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面阐述得比较清楚，不再重复，只是要纠正一下，并没有2000亿这么多，而是300-400亿的经济代价。
用户的代价：这里用户的代价是指国内的用户享受3G的时间晚了一点，TD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拖延了中国整个3G的进展的。假如没有TD，虽然中国也不太可能像欧洲一样在2000年或者2001年发放3G牌照，但是也不会晚到08年才发放3G的牌照。假如没有TD，最可能发放牌照的时间应该是在03,04年左右，因为全球3G的热潮已经基本退去，3G的设备售价也有很大幅度的降低。如果在当时发放牌照，有海外运营商经验，也不会一开始就大批量的建设很多站点（因为3G的运营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应该会尝试性建网，而在智能手机开始普及之时肯定会大规模建网，并不会等到09,10年才开始大规模建设3G的网络。也就是说，TD实际上延迟了国内使用者真实的体验3G的时间，同时也给中国移动造成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用户流失，笔者也是在10年左右从移动号码切换到联通号码的。
运营商的代价：运营商代价要从两个方面说，中国移动方面，造成了部分用户的流失，当然从整体上面看还都是国内用户，只是对中国移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对运营商竞争来说，并不全是坏事，因为中国移动太强大其实就是不利于使用者真实的体验提升的，通过对移动一定的压制，增加了电信和联通的用户，对运营商竞争来看应该是好事。
运营商的另外一个代价实际也是经济上的，若不是TD网络上面的压力中国移动也不会那么快推动4G牌照的发放。4G牌照的提前发放虽然是对中国移动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就是压缩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3G的上面的投资回报的压力的。因为这两个运营商在3G上面的投资还没取得规模效应，面对移动大笔投资4G，电信和联通也必须在4G上面加大投资，客观上压缩了两家运营商的投资回报周期，加重了这两个本身财务指标并不是太好的电信巨头的财务负担。
任何事情的成功或者收益的取得，都是要有代价的，TD产业是相同的。站在现在往前看，TD在标准和产业链上面的尝试，在产业链布局，实际标准推动，助力国内设备商格局改善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收益是比较大的，哪怕相对300-400亿RMB的代价来说，收益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TD标准的评价，总体应该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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