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记录的提取固定是否及时。在案件审查时,要特别留意与案情相关的通信记录是否已及时提取、固定在案,审查是不是真的存在重要通信记录应提取而未提取、已提取但提取不全以及侦查人员运用通信技术破案却未将通信数据附卷等问题。如在故意杀人、贩毒等案件中,要细心留意能用以印证嫌疑犯、同案犯或被害人等有关人员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活动情况及联络情况的通信记录是否已提取到位,若未提取的,应当在仍具备提取条件的情况下予以补正,以充实客观性证据,使证据链更为完整。若涉及技术侦查措施,需要保密的,可采用单独保密卷的方式对数据材料予以固定。而对于已扣押在案的相关手机、平板电脑等通信设施,则要审查是否已第一时间对机内存储的通信记录进行全方位检查,有无通过打印、拍照、摄像、制作数据光盘等方式对相关重要信息予以提取固定,以防止重要通信记录证据的遗漏。

　　通信记录的提取过程是不是合乎法律。通信记录的提取一定要遵循电子数据的取证规范,以确保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6年9月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对电子数据收集过程的规范性提出了具体审查要求。司法办案人员应以《规定》为依据,对通信记录提取的程序规范性开展全面、细致审查,如,收集提取通信记录是否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是不是满足相关技术标准;对通信记录的电子数据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注明清楚;等等。对于取证不符合程序规范的,应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并结合补正、解释情况,予以相应处理。

　　案件关联法。运用好通信记录,首先要理清“哪些案件事实需要运用通信记录来证明”以及“通信记录能够证明哪些案件事实”,前者为采集必要性,后者为运用指向性,其核心都是案件关联性。所谓案件关联法,即是通过案件关联性来有意识地采集和运用通信记录。具体而言,有三种方法:一是与“人”关联。从案件有关人员如嫌疑犯、被害人、重要证人等入手,通过调取上述人员的相关通信记录,来寻找、查证案情信息。二是与“地”关联。即从与案情相关的地点如作案地、销赃地等,通过查询基站的轨迹记录,来获取相关通信号码有无进入该地的信息。如嫌疑犯提出没有在案发地点出现过的辩解,这些辩解的真伪可运用通信记录的基站定位功能来加以分析、判断。三是与“时”关联。即从案发时、案发前后等与案件关联的重大时间点入手,通过查询通信联络的具体时间点,获取相关通信号码的时间信息。

　　点面整合法。通信记录的一大特征便是庞杂性,各种信息交杂盘绕,对庞杂的通信记录进行科学整合显得很重要。可通过“点”与“面”相结合的方式,将通信数据予以科学整理、分析,从而抽离出与案情相关的信息记录、剖析出通信记录反映的案情内容。一是“面”的梳理。即对通信记录进行整体性梳理。通过人、时、地的关联,将话单、轨迹、聊谈等通信记录加以整体性归类、整合,在“面”上梳理出涉案有关人员的通信活动、人员来往、社会关系等相关信息。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得以侦破,是通过对通信记录进行“面”的梳理,即通过日常通话的时间、次数、密集度以及通话位置变化的整体分析,得出嫌疑犯、被害人的大致活动情况,从而或锁定嫌疑犯,或排查出同案犯,或寻找到重要证人。二是“点”的挖掘。即注重对通信记录细节处的挖掘。案件有关人员平日有几率存在大量的通信联络,而这些记录中透露案件信息的却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一处轨迹。某次通信的时间段、通信地点、通信对象、聊谈内容有无特异的地方,是否与案情有所关联,需要司法人员细心敏锐地捕捉与分析,将重要案件信息从海量的记录中挖掘出来。

　　印证分析法。即注重将通信记录纳入整个证据体系,与其他证据特别是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内容做对照、分析,进而达到核实言词证据的真伪、查明案件事实的目的。通信记录与言词证据的印证分析,可分“从言到证”和“从证到言”两种情况:一是从言到证。嫌疑犯供述或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若涉及到通信细节,如在某时某地与某人有过手机或网络通信时,便可根据该言词调取相应通信记录加以印证,即言词在先、通信记录取证在后。二是从证到言。通过调取相关的通信记录,掌握嫌疑犯的通信活动、行动轨迹。嫌疑犯归案后,在对作案事实进行供述或辩解时,可用提取到的通信记录加以印证或驳斥。实践中,“从言到证”和“从证到言”两种情况在同一案件中往往交叉使用,既能够准确的通过已调取的通信记录印证言词证据,又可根据言词证据进一步挖掘新的通信记录。